海天棋牌:一位企业家眼中的校企合作前不久，大连理工大学迎来了建校70周年。在参与学校庆祝活动的同时，该校化工学院也在欢庆70周年院庆，化工学院还为此特地组织了一场关于化学新工科建设的高端论坛。
论坛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举行，各位学者在讲台上轮流发言，各抒己见。而在距离讲台*近的一个座位上，马韵升认真地倾听着每一位学者的发言，不时做着记录。
马韵升是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博控股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同时也是此次论坛的受邀嘉宾中唯一的一位企业家。他听得非常专心，以至于论坛主持人都打趣道：“今天参会的几乎都是高校代表，但听得*认真的反而是马总。”
马韵升为何会在这里“听课”？在大学的校园里，身为企业家的他又想得到什么呢？
马韵升所在的京博控股集团成立于1991年，是一家面向终端和社会提供能源、新材料、三农发展、物流等产品、技术、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的现代化集团。2018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535亿元，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的第284位。
作为如此规模企业的掌门人，马韵升的大连之行，当然不仅为了“听课”。事实上，就在一年前，京博控股集团刚刚和大连理工大学合作，建成了京博大工工业技术联合研究院。他此行捐资2000万元用于大连理工大学化工新材料和新工科的建设，而这只是京博控股集团实施的“1520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谓1520工程，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要与全国范围内的15所核心高校，以及20所中心高校形成紧密的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辐射到35所甚至更多的大学。”采访中，马韵升说，目前该公司已经在大连、青岛、济南、西安、南京和武汉相继布局了6个技术创新中心，未来还将继续布局6个。
作为企业家，马韵升很看重与高校在产学研方面的合作，但目前，国内高校与企业在产学研合作方面的整体态势，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当前，国内校企合作不太理想，我认为其核心问题还是观念和思维。”采访中，马韵升坦言，直到今天，国内很多高校依然是“关起门办学”，即对于企业和社会的开放度不够。“对于我们的教育体系，我认为还需要进行调整改进。”
在这方面，马韵升做了这样一个类比：“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其实就是为20年后的社会而准备的，以此类推，初中教育对应的是十多年后，高中教育对应的是七八年后，大学教育面对的就是4年后的社会。这就要求大学教育必须对当下社会的需求有所反映，这种反映必须体现在大学*重要的产品人才上。
换言之，大学的人才培养属性和社会的需求，直接决定了大学必须要与企业和社会对接。“我们要培养一种校企通过人才相互连接的氛围。”马韵升说，高校与学生的联系，不能在学生毕业离校进入企业后终结，反而应该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只有这样，才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马韵升指出：“要让所有大学学子永远和学校形成紧密联系，不管是做企业还是经营社会组织，都要与学校产生良性互动，这是形成良好校企合作的基础之一。”
近年来，为了促进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国家和各级部门都出台了很多政策及措施。就在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明文规定，职业学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合作，积极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课程、师资等资源。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在我看来，要做到真正的校企合作，我们的某些观念和思维也要转变。”马韵升表示，比如在政策制定方面，国家在支持校企合作相关的工作时，不能仅仅对相关方已经进行的工作进行考量，更要对未来的目标进行考量。
更通俗地说，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除了考虑对相关方已做的工作进行奖励外，更要为未来设定一个目标。“只要能做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该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引导。达成目标之后国家再进行引导，如此往复。”
马韵升表示，在校企合作中，校企双方的合作结果应该只是奖励的开始，但在现阶段，却往往成为奖励的终点。“前面的结果要作为后端奖励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把校企之间的合作引到更高的高度上。”
京博控股集团的前身是20世纪90年代建设的一家县级校办工厂，正因此，马韵升笑称自己的企业在根子上是有些“教育基因”的。此后的几十年间，该企业的性质几经变换，但在很多与之开展联合研发的高校科研人员眼中，如今的京博控股集团似乎又变回了“校办厂”。
大连理工学院化工学院教授刘贵昌主要从事应用技术的研究，在他看来，校企合作*大的难点便是科技成果的*后一公里。“这一步很多企业不愿做，风险太大。”他说，企业到学校找项目，往往希望找到那些“今天拿到技术，明天就能转化，后天就要有经济效益”的成熟型技术成果，而对那些尚未成熟的技术则不敢轻易尝试。
“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刘贵昌说，校企结合之所以成果转化率低，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学校承担不起风险。京博控股集团是刘贵昌所接触的企业中为数不多敢于承担这一风险的企业。
“每次到京博，都是多名老师带队，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多天，其间我们会充分交流，而对于那些有潜力但尚不成熟的技术，京博也允许我们大胆地进行成果转化的尝试。”刘贵昌说。
对此，马韵升表示，他的理念的确是希望自己的企业能成为高校的“校办厂”。“我们希望通过与高校的对接，筛选出一些引领行业的科研项目，再通过转化，将其做成标本，然后面向社会，和高校一同加以推广。”
这样做，风险是毋庸置疑的，但马韵升觉得这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企业的社会价值所在，“改制前我们将国有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干，改制后，我们要将自己的企业当成社会的企业干”。
“校企合作不能停留在理论上，还要进入工程层面，甚至要降得更低。”采访的*后，马韵升说，“大学应该像办企业一样，企业也应该像办大学一样，这两者间，科研与人才培养的主次地位或许不同，但是目标一样，都是为社会提供帮助，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